這位徐霞客式的旅行家?guī)ё吡艘粋€時代——至此，中國歷史地理學的“三駕馬車”，侯仁之、譚其驤、史念海，都已魂歸黃土。
只要再等兩天，侯仁之就將見到他主編的全套《北京歷史地圖集》。這是他主持了30多年的一個項目，前兩集在1980～1990年代出版，最后一集新近完成。他的學生、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唐曉峰原定10月24日把全套帶給老師，可22日下午，侯先生走了。
人們還把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》第一冊帶到了侯仁之的靈堂。據(jù)復旦大學歷史地理學教授葛劍雄回憶，這部地圖集編委會組建于30多年前，隨著侯先生的離去，19位編委只余8位在世，第一冊終于在上個月問世，或許還來不及告訴侯先生。
侯仁之把自己102年的人生都繪在這些地圖上，他的旅行就在那如滄海桑田變幻的山川、河海、建筑之間發(fā)生。他早年在燕京大學歷史系師從歷史學家顧頡剛、洪業(yè)，后來跟隨英國當代歷史地理學奠基人之一的亨利·克利福德·達比教授攻讀博士學位。那是歷史地理學在國外誕生的年代。他1949年留英歸國，成了中國現(xiàn)代歷史地理學的開創(chuàng)人之一，扶持著它從“幾門學科的邊緣中發(fā)育成長起來”。
今日學界公認，侯仁之1950年發(fā)表的《〈中國沿革地理課程〉商榷》，1962年發(fā)表《歷史地理學芻議》，第一次在理論上闡明了現(xiàn)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與研究方法，指出傳統(tǒng)沿革地理與現(xiàn)代歷史地理學的區(qū)別，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建立與發(fā)展奠定了理論基礎。
他還是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開創(chuàng)者。出于國家治沙的需要，1950年代， 他到寧夏河東沙區(qū)、毛烏素沙地、烏蘭布和沙漠、河西走廊等地考察，“走出了安適的小書房”。
歷史系出身的他早已發(fā)現(xiàn)自己“對故紙堆中的歷史興趣平平，但是對野外考察卻極感興趣”。他慶幸自己投身“讀書加行路的一門學科”。
曾為徐霞客寫過小傳的侯仁之喜愛旅行。唐曉峰認為，這是侯先生胸臆之中“天然植下的愛好”，是他生活、學業(yè)路途中的“另一種驅動力”。
中國長城學會常務副會長董耀會記得侯先生對門下弟子的告誡：在書齋做學問也很重要，但現(xiàn)在不缺這樣的學者，缺的是走出去的人。
四處游歷的侯仁之對蕪湖、邯鄲、淄博、承德等名城都做過研究，令他“知之愈深，愛之彌堅”的，還是北京。
在他之前，沒有人這樣了解北京。他是第一個能說出北京城年齡的人——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，他宣布北京建城可上溯至30個世紀以前，1990年是第3035年。他在英國寫的博士論文，也是關于北京的。
大學時代，他只是受洪業(yè)教授的影響，對身處的校園產(chǎn)生了好奇。洪先生對燕大校內明代書法家米萬鐘的園林“勺園”作了考證，這引起了歷史系學生侯仁之對地理考證的興趣。
其后，侯仁之觀察中關村、海淀，嘗試以歷史地理學家的眼光打量更廣的世界。在天津生活時，他探討過“天津聚落的起源”。因為讀了《尼羅河傳》，他年輕時一度打算寫一部《黃河傳》。
在學術之外，侯仁之進入大眾視野多源于他“中國申遺第一人”的名號。1985年，侯仁之以全國政協(xié)委員身份起草提案，建議我國政府盡早參加《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(chǎn)保護公約》，聯(lián)合羅哲文、鄭孝燮、陽含熙三位委員提交，引起了重視。
他是國內第一個關注這個公約的人。鄭孝燮、羅哲文在侯仁之百歲誕辰時總結，此事得益于侯先生對祖國文化和自然遺產(chǎn)的熱愛，那種歷史地理學家獨有的機敏和智慧。
出于對北京共同的鐘愛，侯仁之曾與梁思成共事，為北京城的規(guī)劃和保護盡力。北京的起源地蓮花池，以及后門橋、盧溝橋等，都因他的呼吁得到保護。
1993年，龐大的北京西站即將修建，將成為北京新的“大門”。一個選址方案是在干涸多年的蓮花池上，可減少拆遷，也便于施工。而侯仁之早就考證過，蓮花池畔是北京城的起源地。
聽說此事后，他以八旬高齡現(xiàn)場查勘、呼吁，最終使西站的主樓東移了100多米，蓮花池保留下來。隨后幾年他又多次建議恢復蓮花池的水源，當面向市領導演示自己繪制的地圖。根據(jù)他的建議，北京市對蓮花池和后門橋做了修繕，2000年12月21日舉行了修復開園儀式。就在這之前的前幾天，侯仁之摔了一跤，但仍坐著輪椅到場。因為總在惦記蓮花池之事，他甚至在看病取藥時，隨手在藥盒背面寫下自己的想法。
他將蓮花池的大幅照片掛在自家的客廳里，這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。
學醫(yī)只能給個人看病，學歷史可以給社會看病——這是侯仁之選擇大學專業(yè)時，胞弟侯碩之給他的忠告。
然而，一輪輪舊城改造中，侯仁之所收藏的歷史地圖上的很多建筑逐一被抹去，他和梁思成呼吁保留的北京古城墻被拆。
而他只能傾盡所能，到歷史地理中去尋找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婦描述的“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”。
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追憶，自己每次去拜訪侯仁之，都會聽他講北京的什剎海、鼓樓、地安門，講北京的水系如何保留，從很遠的朝代講起。在侯先生身上， 王義遒感受到強烈的愛國心以及對后輩的提攜之心。
評劇藝術家新鳳霞對王義遒多次講過，她從前不識字，侯仁之竟是她的啟蒙老師。新中國成立后，這位大學教授鼓勵她學文化，親自教她認字，使她終生難忘。
北大教授鄧輝還在讀大學三年級時，斗膽將自己的一篇論文寄給侯仁之。兩周之后，他就收到了侯先生的親筆信以及贈書。另一位教授于希賢當年慕名到北大拜訪侯仁之，撲了個空，就留下自己研究滇池與徐霞客的論文，寫上住址。哪知第二天，侯先生就騎著自行車去找他。
四川師范大學教授李小波記得，初見侯先生，并不感覺緊張，因為他總是笑容可掬，無論與誰交談，都欠身傾聽。侯先生1944年在天津工商學院任教時給學生的贈言，激勵了包括他在內的很多人。
侯仁之的贈言中說，一個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，尤不應以個人的豐衣美食而滿足。“一個青年能在他30歲以前抓住他值得獻身的事業(yè)，努力培養(yǎng)他的士節(jié)，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，國家和社會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。”
藝術家熊秉明給侯仁之贈過一首詩：“黑板映在孩子們的眼睛里/我在孩子的眼睛里寫字/寫了又擦去/擦去了又寫/寫了又擦/擦了又寫/有些字是擦不去的么/我在孩子們眼睛里寫字。”
回顧“擦了又寫”的人生之旅，侯仁之概括過兩次“逆水行舟”的經(jīng)歷，一次是因抗日被日本憲兵隊投到監(jiān)獄，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。
季羨林生前曾回憶，文革時，他和周一良、侯仁之共同挨斗，三人的名字時常成串出現(xiàn)在北大鬼哭狼嚎的廣播里，仿佛“三位一體”。
1966～1972年，侯仁之一篇論文也沒有寫過。文革之后，他迎來一生寫作的高峰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(fā)生，為躲余震，他在院子里一棵大槐樹下支起棚子，以水泥板為桌，伏案工作。妻子張瑋瑛說，他的習慣是清早三、四點就把當天要做之事扼要記在小卡片上，卡片是剪開的信封或藥盒。他的枕頭下總有筆頭和卡片。到中午時分，他有時會說上一句：“我已經(jīng)工作了8小時了。”他的狀態(tài)近乎“全速奔跑”，旺盛精力延續(xù)到近90歲。
侯仁之的鄰居、語言學家王力曾對女兒王緝慈講過一件小事。他們兩人有次外出，王力的帽子被大風刮走，飛得很遠，侯仁之飛快地跑去追了回來。對于這位長跑健將來說，這不在話下。
年輕時的侯仁之保持過多年的燕京大學5000米長跑紀錄。當他88歲那年獲頒美國地理學會的“喬治·戴維森獎章”，他答謝時稱，這樣高的殊榮頒給自己，感到受之有愧。如果再年輕一點，他會跑掉，因為他曾是長跑冠軍，但如今年老跑不動了，只能接受。
他給同事展示過自己文革時下放江西鯉魚洲時用過的扁擔，講述如何用它挑起100多塊磚走幾十里路。82歲那年，他還帶師生去內蒙古赤峰市考察，由于大雨沖垮路基，他們坐火車中途返回。那是他此生最后一次野外考察。
他引以為傲的健將體魄終于衰老。侯仁之漸由長跑改為散步，直至95歲坐入輪椅。但他最后的站姿讓人很難忘懷：在走路十分困難時，他仍挪著碎步把客人送到門外，幾只貓簇擁著他，蹭他的腿。
他在靜寂的燕南園61號住了半個多世紀，收留了不少流浪貓。人們猜測，“據(jù)說燕南園里所有的貓都到他家院子蹭過飯”。有客人來訪，這些貓就前呼后擁迎上前來。告別時，這些貓又陪他送客。
晚年，侯仁之的視線又回到他自謙的學術生涯“微不足道的起點”。這是他終生所愛，他寫過《未名湖溯源》，寫過《燕園史話》，寫過《我從燕京大學來》，連“未名湖”三個大字也是他題寫的。家人推他在未名湖畔散步，會讓他盡可能接近水面。
葛劍雄最后一次謁見侯先生時，聽到老人說，看不到燕京大學的恢復，司徒雷登老校長的骨灰不能在未名湖畔安放，是他生平憾事。
在女兒侯馥興記憶中，父親留英回來時，打開一只黑箱子，拿掉衣物，露出的是兩個碩大的地球儀，占了大半個箱子。他還帶回一輛墨綠色的“三槍”牌自行車。它在漫長歲月里陪伴著侯仁之對北京城的探索。
如今，地球儀和車輪都已停轉，侯仁之也停止了旅行，但他謝絕告別。尊重他的意愿，沒有舉行遺體告別儀式，只是設立靈堂，開放三日，供人吊唁。在他的靈堂里，沒有哀樂，只有他平生喜愛的《燕京大學校歌》和《田園交響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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